派出所的繁重工作，在《刑事訴訟法》防逃新制上路後，恐又多添一項。多年來，即使在欠缺法源的情況下，警察也早已被要求執行「未羈押被告之定期報到」。根據《蘋果日報》引述的資料顯示，自2008年至2018年的11年間，共有8861個案件獲交保後被要求到派出所報到，若以人數計則至少上萬人次。新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1款巧妙地以「可要求被告定期向……『指定機關』報到」之方式取得法據，要求派出所執行該項工作。這些一般民眾鮮少注意，但其他政府機關卻習於以各種力量增加派出所工作的現象，背後隱藏著巨大的而深沉的問題，最終都將表現在民眾權益的損傷上。


示意圖(截取自LovePik)

近日，在與第一線警察同仁討論過程中發現，學術中所談如何以理性決策，規劃派出所勤務，以使有限警力發揮最大效益的理論，其實已脫離實務！譬如：理論上應統計出派出所可以運用的警力資源總時數，然後根據問題輕重緩急，妥善規劃分配值班、勤區查察、交通整理、擴大臨檢、熱點巡邏……勤務，但全國各地的資深同仁一致反映：只要有維護政治人物安全的特勤，其他勤務全部暫停。簡單說，權力系統扭曲了派出所勤務的正常運作。

如此結果，造成以下現況。一位朋友因疑似侵占與詐欺被害案件，在區公所免費律師的諮詢及建議下到派出所報案，請求協助，但派出所警察卻因其他公務忙得不可開交，向他說明可能無法成案，而勸其離開。朋友求助無門的心情可以體會，然在派出所勤、業務壓到警察喘不過氣的情況下，警察尋求生存的法則，亦不難理解，所謂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，政府無止盡地增加派出所工作，終致影響其治安基本工作的履行。

2年前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洞察了以上問題的嚴重性，提出藉專案與績效管理委員會之成立，控制專案數量，降低績效制度缺失，以使派出所回歸治安工作基本面。然而，警察許多專案與績效措施，乃至類似防逃新制的要求，多由其他政府機關而來，經警察體制層轉向下到達派出所，政治人物、其他機關、社會大眾等都以為政府做了決策以後，派出所將會全數執行，然經數十年實務可行性觀察的結果，這些政策被落實的可能性不高，理由無他，派出所欠缺落實如此眾多事項的能量。

解決之道有二，其一，包括院檢在內的各機關應培養自己的執行力，力行法治國家的脫警察化，在各政府部門成立秩序機關，落實執法，以強固政策網絡。但長年以來這樣的呼籲終是狗吠火車，制度的壓力使我們必須務實面對社會大眾對警察的期待。

可思考的另一條路是，警察，尤其派出所，應增加其人力與資源。警察機關接下來要面對婦女團體強力訴求的跟騷業務，其調查與處理均需龐大警力，分局與派出所專業人力必須強化，否則又多一件口號式的政策。


示意圖(截取自LovePik)

方法是有的，大法官在760號解釋中曾指出，行政院應會同考試院，採取適當措施解決警察組織內已通過三等特考的基層人員之問題，目前這些人員陸續在警大受訓，根據計劃，訓後卻無法順利派補巡官，該等同仁已尋求救濟管道，行政機關若能本大法官解釋意旨，會同考試院討論，擴大巡官員額，增補警力，則警察落實相關政策的能量將可大幅提升。鐵路警察李承翰遇刺殉職事件後，總統應允，要錢給錢，要人給人，此其時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