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自首」不是免罪符。按刑法總則與實務見解，自首屬量刑情狀，可在有罪判決時酌減其刑，但是否減輕與減幅仍取決於：是否在偵查開始前或偵查初期、是否完整供述犯罪事實、是否協助釐清共犯結構與資金流、是否積極補救（如返還不法所得、向國家與社會致歉等）。因此本案雖依法起訴，但檢方在聲請量刑或法院在判決時，得對自首行為予以較有利之評價。

檢方對妨害兵役案件是否聲押，主要視「犯罪嫌疑重大」與「有無勾串、滅證或逃亡之虞」。若涉集團化（上游仲介、醫療配合、下游客戶）且證據待擴充，常見檢方主張羈押禁見以保全證據；反之，若行為單純、已自首供述、證據已保全完備，則可能採交保並限制住居。前述演藝圈相關案件的分波掃蕩與擴大偵辦，即屬保全證據與擴張蒐證鏈的實務操作背景。

法院量刑將綜合：①行為角色定位（主謀、仲介、醫療端或役男端）、②手段（偽造文書、不實診斷、對價金額與範圍）、③影響程度（是否已造成錯誤免役／延役、是否有多名被害或波及制度）、④犯後態度（自首、供述、賠償、公開道歉）、⑤前科與再犯風險。在集團型案件中，上游策畫與串聯者通常面臨更高的刑度與沒收追徵壓力；役男端即便是最終受益者，仍須就自身不法負責，但自首與悔悟可作為量刑斟酌。

針對此波逃兵亂象，主管機關表示正與役政單位研商體檢（特別是複檢）回歸軍醫體系的可行性，並持續推動體位標準修正（如免役 BMI 門檻自 35 調至 45 的時程規劃），以降低制度被規避與操弄的空間。換言之，刑罰威嚇＋行政流程補強是並行路線。

兵役制度的正當性，立基於人民對「公平負擔」的信念。一旦出現「花錢可免」的感受，就會侵蝕對國防體制的信任。此波偵辦強調的是一般預防：透過刑事追訴、沒收追徵與行政補強，傳遞「規避必究」的訊號；同時也提醒所有利害關係人（役男、家長、醫療端、平台）各有合規責任。

就本案而言，自首與供述有助於量刑，但無法抹去既成的不法。未來觀察重點包括：是否有更完整的上游仲介鏈與醫療共犯被追訴；法院如何衡量自首與犯後態度；以及主管機關何時完成軍醫體系與體位標準的制度調整。整體而言，唯有刑罰嚇阻＋程序修補＋社會共識並行，方能在源頭降低「閃兵」誘因與空間。

聲明：本文依公開資訊撰寫，事實與責任以檢方起訴書與法院判決為準；一般性法律解析不構成個別法律意見。